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
|---|---|
1924年1月24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孫文为大会主席。 | |
| 日期 | 1924年1月20日-30日 |
| 地点 | 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 |
中國國民黨全國大會,史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4年1月20日至30日間在當時廣州的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舉行。大會出席代表共196人,孫中山任大會主席,胡漢民、汪精衛、林森、李大釗及謝持任主席團成員。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此次会议。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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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六一六事变、第二次護法運動後,孫文被迫流亡上海法租界,開始考慮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1日,孙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1]:
清朝持其“宁赠朋友,不予家奴”之政策,屡牺牲我民族之权利,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朝虽倒,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故当速图改正条约以脱离束缚,而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
同月,孫文與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越飛在上海會面,正式討論與共產黨合作。孫、越會面後曾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1]。
1923年年初,陳炯明部被拥护孙中山的滇、桂、和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击败,退守东江。孫中山得以在1923年3月回廣州。

同年,孫文落實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協助,重建大元帥府,共產國際派出鮑羅廷到廣州為孫中山顧問,以蘇共為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11月,國民黨發表《改組宣言》[2]。
12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决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除额定者外,上海本部可介绍6人,委员会可介绍若干人,供孙文指派;大本营党务处、宣传委员会、广东宣传局撤销,并归中央执委会办理,经费由广州市政厅垫支,由國民党归还;非经中央执委会批准,党员不能在报刊上发表党务意见。孙文又在大本营演说称“本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师……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要求党员“个个能实行为主义奋斗”,“不汲汲于握兵权,但监督之使为己用而已”[3]。鲍罗廷向孙文建议國民党改组事广为宣传;详细制定总章;以广州为党的核心,上海为第二中心,迅速召开国民党一大,此後建设地方党部。12月30日,孙文在广州对国民党员讲演《国民党今后奋斗方针》時指“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意宣传,不宜专注视军事”,“要恢复武昌起义以前之革命方法,即注重宣传”[4]。

1924年1月1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开会,由汪精卫、胡汉民、鲍罗廷、廖仲恺、瞿秋白5人将国民党一大文件草案最后定稿(見下文)。1924年1月14日,孙文在广州商团和警察举行的联欢会上发表演说,解釋国民党一大,指會議是“筹备一个新方法,再来建设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开了一个新纪元”,幷要求与政府合作[5]:
为什么要在广州开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呢?因为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从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必要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中华民国虽然经过了十三年,但是从前都没有建设好,这次在广州来开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便是想筹备一个新方法,再来建设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开一个新纪元。这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大希望,广州历史上的大光荣。用广州和武昌比较,可说武昌是创造中华民国开始的地方,广州是建设中华民国成功的地方。
1月19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召开,孙文主持,由廖仲恺报告一大筹备。
對聯俄容共的黨內質疑
[编辑]1924年11月29日,国民党广东支部长邓泽如、冯自由、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上书孙文反对国民党改组,幷说改组文件是鲍罗廷、陈独秀搞的,又指鲍罗廷时常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集会,讨论国民党的政纲、政策,于此似见“俄人替我党订立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为苏俄政府所给养”之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文在文件批示中予以解释和批驳,说文件是他叫鲍罗廷用英文起草,由廖仲恺译成中文,经孫本人审定的,并说“资本主义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吾党自革命以后,则日日退步,必有其故,不图进步改良也”,“俄國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則各黨員至今仍不明三民主義之過也。質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6]。
- 國民黨廣東支部彈劾共產黨原文及總理孙文的批釋
12月底,戴季陶在上海聽說国民党改组将容纳中共党、团员,并将召开国民党一大,大为不满,电辞临时中央执委职。廖仲恺自廣東亲往上海劝说无效,戴季陶声言决辞临时中央执委职,不参加一大,但最後仍然參加。
當時反對聯俄容共最力的黨員之一馮自由也在後來評價:“當時兄弟未囘粤、鄧澤如等亦曾反對之、中山先生謂絕不足慮、當時起草改組章程者爲譚平山、實則不過將共產黨章程改共產二字爲國民二字”[7]。
此後在國民黨改組後,特別是1925年孫文死後,邓泽如、冯自由、戴季陶等人進一步以各自方式反對容共政策和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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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1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发出《十三号通告》,要求中共党员“帮助国民党改组”,并争取每省有一名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次年即将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8]:
……(A)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B)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S.Y.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
(C)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淅〔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川资由总部发给……
——中共中央
李大钊還在年底到广州,与谭平山、瞿秋白等共同加入国民党改组及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幷负责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团员的政治活动。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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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到会代表197人,总理孫文指派及选举各半,实际参加代表272人。共产党跨黨籍代表23人。广东代表6人為廖仲恺、邓泽如、陈树人(指派)、冯自由、谢英伯、胡文涵(推选),广州特别区代表6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指派)、方瑞麟、董维、陈竞西(推选)。國民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均出席。会议由孙文主持,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谢持组成主席团,刘芷芬任秘书长。
在中共內部,與會的中共跨黨成員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组成指导小组,以在会议期间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跨黨党、团员的活动。
開幕時,苏联驻中國代表加拉罕发来了贺电[9]。孙文致开幕词,并作《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强调大会的两大任务是“改组国民党”和“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以黨造國”),又回顧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局勢,認為國民黨在民國建立以後缺乏機會執政[10]:
這十三年來,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數反革命派即以此為口實而攻擊革命黨,謂只有破壞能力,而無建設能力。此種話我們革命黨雖不肯承認,然事實上確是如此。這都是因為我們破壞後沒有機會來建設
——孫文
中國革命六年後,俄國才有革命。俄國革命黨不僅把世界最大威權之帝國主義推翻,且進而解決世界經濟政治諸問題。這種革命,真是徹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中國之革命黨經驗不多,遂令反對派得盡其技,沒有俄國那種好方法以防範反革命派,使其不能從中破壞。故俄國雖遲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雖早六年革命而仍失敗。
——孫文
大会通过了《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听取了谭平山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柏文蔚的军事报告以及各地区、各委员会的党务报告。这些报告都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进行了审查。孙文另外作了民生主义的演说,指“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要以俄国为师”。

大會進行過程中,1924年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去世。孙文得知後于1月25日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席身份向大会提出“哀悼列宁提案”,提议用大会全体名义发一电报哀悼列宁,并延会三日,下半旗致哀,同时拍发唁电。孫稱列宁是“革命中之圣人”。大会根据孙的提议,先请俄国代表鮑羅廷介紹列宁,由伍朝枢翻译。讲完后,经表决通过电文“致北京苏俄代表加拉罕唁列宁电”,並特休会三日以志哀悼[11][12]:
列甯同志爲新俄國之創造人、此時本大會之目的、爲統一全國在民治之下、增進國民幸福、則其事業正爲本大會之精神、本大會特休會三天、以誌哀悼、
孫文还专门致电加拉罕表达哀悼,又致函契切林称:“列宁同志的逝世引起我深切的悲痛。但是,幸而你们党的工作是奠定在广泛的基础上,因而,我们伟大的同志的逝世不致影响你们坚强的手所创造的大厦。我欢迎您所提出的关于我们今后继续保持接触的主张。”[11]
當時廣州正值關餘事件外交風波,大會也對事件進行討論,指責“派艦來粤之原因,係由帝國主義勾結北方軍閥而壓迫公理正義”[13]。
大會通过了《纪律问题》、《收回海关权益问题》(針對當時正在進展的關餘事件)兩项提案,还通过了“慰问前方将士电”及致加拉罕的复电[9]:
本會目的,在繼續辛亥事業,以底於完成;使中國脫除軍閥與夫帝國主義之壓迫,以遂其再造。夫以積弱而分裂之中國,而自然之富甲於天下,實為亞洲之巴爾幹,十年之內,或以此故而肇啟世界之紛爭。故為保障亞洲及世界之和平計,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圖中國之統一及解放。本會深信全世界之自由民族,必將予以同情。而俄國人民來此先聲,尤為吾人所感激。
此外,大会也向新上任的英国工党首相麦克唐纳(工党首任首相)发去贺电。大会也通过了《出版及宣传问题案》、《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树墓碑》、《对广东人民和华侨为革命付出的牺牲致意》等项提案。

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附議者在十人以上,主席胡漢民宣佈議案可成立[14]。李大钊则回應指“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15]:
有一部分同志疑惑因为我们加入了本党,本党便成了共产党,这亦是一种的误会。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人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又有一部分同志提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这或者亦是因为我们加入本党而起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
——李大釗
李大钊的声明得到孙文和廖仲恺等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大会否决了其提案。最後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允许中国共产党、社會主義青年團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
总章还规定孙文为国民党总理(此前中華革命黨章程僅提及總理職位的設置),党员应服从其指导[16][17]:
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
黨員須從總理之指導,以努力於主義之進行。
總理為全國代表大會之主席。
總理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席。
總理對於全國代表大會之議決,有交覆議之權。
總理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後決定之權。
——中國國民黨總章
在會議時,除使用普通話(國語)外,也有代表使用粵語發言。如21日討論宣言時,由戴季陶宣讀,胡漢民同時亦以粵語覆述。22日海外報告、墨西哥代表黃季陸、加拿大代表黃發文、南洋芙蓉埠代表蕭振堂、暹羅代表蕭佛成、菲律賓代表梁維傑均用粵語報告當地黨務、由汪精衛翻譯為普通話[13]。

孫文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實行聯俄容共政策。本次大會選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24人、以總理為主席、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7人;中央監察委員5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5人。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之最高權力機關。第一届中央執行委員會包括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名跨党共产党员为委员和候补委员,聘请鲍罗廷为中央顾问。接着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分子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譚平山)和农民部(林伯渠)的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跨党分子领导(秘書馮菊坡)[18]。
重要決議:
- 通過《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
- 制定《中國國民黨總章》、《中國國民黨政綱》。
- 通過《紀律問題及海關問題案》。
- 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改組以後的國民黨,仿照蘇聯的組織在中央設置執行委員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其下設秘書處,並成立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婦女部、調查部、軍事部八部作為推動各種事務的機構。這個組織架構將群眾運動工作分由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四部負責,與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相似[19][20]。
此外,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孫文也決定首次系統講演三民主義。從1924年1月到8月間,孫在廣州高等師範學院,透過演講的方式,每星期一次,有系統地介紹三民主義,作了16次講演。分別有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未完成,原計畫講六講)。
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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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孫文的說法,《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由鮑羅廷用英語起草(“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瞿秋白(中共說法)或廖仲愷(孫文說法)翻譯,汪精衛負責潤色,最終發表[21][22]。
国民党一大宣言分为三个部分。宣言第一部分“中国之现状”反驳和批评了当时中国流行的几种政治学说,包括“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和“商人政府派”,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三民主义”[23]。
国民党认为立宪派“不思憲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眾之擁護,假使只有白紙黑字之憲法,決不能保證民權”,又认为“憲法之成立,唯在列強及軍閥之勢力顛覆之後耳”。
对于联省自治派,国民党认为其“反欲借各省小軍閥之力,以謀削減中央政府之權能”,“推其結果,不過分裂中國,使小軍閥各佔一省,自謀利益,以與挾持中央政府之大軍閥相安於無事而已”。
对于和平會議派,国民党认为“此等和平會議之結果,必無以異於歐戰議和所得之結果。列強利益相衝突,使歐洲各小國不得和平統一;中國之不能統一,亦此數國之利益為之梗也”,“蓋事實上不能禁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派而施以攻擊,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僱傭軍隊,推其結果,不能不出於爭戰,出於掠奪。蓋掠奪於鄰省,較之掠奪於本省為尤易也”。
对于商人政府派,国民党认为商人不能代表民眾利益,“軍閥政府托命於外人,而其惡益著,民眾之惡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托命於外人,則亦一丘之貉而已”。
宣言第二部分“国民党之主义”指国民党的主义就是孙文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民生主义,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宣言第三部分“国民党之政纲”,分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两部分,共22款。对外主要有“取消不平等条约,重订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保证偿还中国所借外债。但贿选僭窃的北京政府所借外款,不负责偿还”。对内主要是规定省、县自治的办法,实行普选制,改良农村组织,制定劳工法,厉行教育普及、国家规定土地法等等。在省制度方面,主张“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
产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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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编辑]國民黨一大后,黨内關於聯俄容共的爭議繼續。同盟會元老馮自由此後因反對容共而被孫文處分,被迫離開廣州,此後被開除黨籍。直到國民黨清黨以後馮在1928年重回廣州。馮自由如此評價國民黨一大,並主張國民黨改組以後的政策以“救黨改黨”[7]:
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完全是由鮑羅廷廖仲愷李大釗汪精衛等數人包辦、故所舉出者多共產及準共產分子、中立派及始終反共者不過十之三四……民十三所產生之中央黨部本爲鮑羅廷一手造成、其中共產派佔十之三、準共產派佔十之三、中立派及軍人亦十之三、純粹黨員僅十之一、故第一次中央黨部共産派已佔多數……
参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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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编辑]外部連結
[编辑]- 歷屆全代會-中國國民黨